我們常以 GDP 成長做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2000 ~ 2014 年 15 年來，台灣 GDP 成長近 90 %，幾乎翻了一倍，換算下來每年成長 4 %以上。奇怪的是，儘管台灣 GDP 每年成長，但台灣人的薪資卻沒有跟著成長！
GDP 連年成長，但薪資停滯不前
下圖為「平均每人實質 GDP VS 平均每人實質薪資」走勢圖，從圖中可以發現，平均每人實質 GDP 連年成長，但平均每人實質薪資成長卻逐漸趨緩乃至停滯，大致可分為 1994 年以前、1994 ~ 2000 年、2000 年以後三個階段，1994 ~ 2000 年實質薪資成長趨緩，至 2000 年以後實質薪資已停止成長甚至衰退。
為甚麼會這樣？經濟成長，薪資卻停滯，到底成長所得都流到哪裡去了？對此，許多專家學者與鄉民都曾提出解釋。本文將運用實際統計數字，試圖從宏觀經濟的角度，提出薪資停滯的可能原因，並思考解決方案。
首先，我們看看 2 個統計事實吧！
真相 1：勞工分配的經濟大餅變少，老闆分配的變多
經濟所得的大餅，由勞工（包括藍領與白領）與資本家（俗稱老闆）按特定比例分配，可分為「勞動報酬」與「資本報酬」，勞動報酬就是分給勞工的所得，資本報酬則是資本家拿到的部分。如果經濟成長，勞動報酬沒增加，經濟成長的所得就很可能只被資本家分去。
下圖為「勞動報酬與資本報酬占國內生產淨額比率」走勢圖，表示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分別分配整體經濟成長的比例。注意！此圖以「國內生產淨額」來觀察，非「國內生產毛額」，因為前者扣除「固定資本消耗（折舊）」，比後者更能代表實際生產所得。
1981年，「勞動報酬比率」約 63%，「資本報酬比率」約 37%，表示如果賺 100 元，勞工可分到 63 元，老闆可分到 37 元；但至 1995 年後，勞動報酬比率下降至 60% 以下，資本報酬比率則上升至 40% 以上，代表勞工分配經濟大餅的比率變小，而資本家分到的比以前更大塊；2014 年，勞動報酬比率為約 56%，資本報酬比率為約 44%。
很明顯的，由於某種神祕原因，1995 年後，經濟大餅向資方傾斜，導致即使整體 GDP 成長，但勞動所得占比下降，一來一往間勞動所得成長為 0。至於是甚麼因素導致勞動所得占比驟然下滑，後文會加以討論。
幸運的是， 2000 年後勞動與資本報酬占比又趨於穩定，勞動所得占比維持 56% 上下，資本所得占比則維持 44% 上下。既然 2000 年後勞動與資本所得占比穩定，整體 GDP 經濟成長，勞動薪資理當跟著成長阿，為甚麼 2000 年後薪資仍然停滯呢？
答案，是企業購置太多機器設備，導致「折舊」過度成長！
真相 2：企業大量投資設廠，折舊吞噬薪資成長
下圖為「國內生產毛額分配結構」，與上面那張不同之處，在於這張加入「固定資本消耗」，也就是會計上的「折舊」，計算的是「國內生產毛額（GDP）」。依據《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 Piketty 統計，一般來說，各國折舊占 GDP 比率約在 10% 上下，但從下圖我們會發現，2014 年台灣折舊占比高達 17%！
所謂固定資本消耗（或稱折舊），指企業購置的機器設備，依照會計法則，每年需扣掉購入價值的一部分做為企業經營成本，以適當反映機器設備的成本。例如台積電以 100 萬購置最新的晶圓生產設備，預計可使用 5 年，若以平均折舊法計算，台積電每年需在會計帳上計入 20 萬（100/5=20）成本。因此，若台積電今年營收 1000 萬，原物料與營運成本 600 萬，獲利並非 400 萬，還必須進一步扣除折舊成本 20 萬，算出的 380 萬才是台積電實際獲利。注意到了嗎？雖然生產製造需要機器設備，但機器設備的折舊也會吃掉生產獲利！
從 1998 年開始，固定資本消耗比率便從 12% 不斷攀升，至 2008 年金融海嘯前夕已達 18%。當固定資本消耗比率在這段期間攀升時，勞動報酬占比則是反向下滑，同時期從 52%，下滑至 49 %。因此雖然整體經濟規模成長，卻多被折舊吃掉，導致勞動報酬占比下滑，薪資仍然沒成長。
我們可以說，企業購置過多機器設備生產（過度的資本深化），導致機器設備折舊規模攀升過快，部分成長所得拿去支付了機器設備的折舊，而勞工負擔了約一半的折舊成本，進而拖累薪資成長。
現在我們知道，1995 ~ 2000 年，薪資停滯主因為資本報酬占比提高，2000 年後主因為機器設備折舊迅速攀升。接著我將繼續討論，是甚麼因素導致這 2 個結果。
兇手 1：台灣接單、大陸生產，提高資本談判力
依照總經理論，勞動與資本所得占比，取決於勞動與資本的「彈性」，彈性越高，占比越大。因此，1995 年後資本占比提高，其實是資本彈性提高的結果。
1990 年代以來電腦逐漸普及，資本可以多樣形式存在，網路、工業電腦、機器人都可以是資本的型態，相對於 100 年前紡織機只能拿來織布，現在一台電腦能拿來分析大數據、自動化生產、連結各式終端設備等，大大提高了資本彈性，自然提高資本報酬占比。
我們不妨把彈性想像成勞動與資本對彼此的「談判能力」，資本家購買電腦，就算勞工罷工，電腦還是可以拿來做其他事情，不怕浪費，資本彈性、談判力自然提升。此外，新自由主義以來盛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允許資本不受管制在國際間流動，不一定得在國內利用，也大大提升了資本的談判能力與彈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tigliz 在著作《不公平的代價》提及，金融自由化不同於自由貿易，加劇了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惡化貧富不均。
1990 年代台灣政府開放企業至大陸投資設廠，是一次大規模的金融自由化，資本大量移至大陸投資設廠，運用當地廉價勞力優勢代工組裝，而忽略自身的技術研發。於是，資本彈性提高，台灣勞工談判力降低，企業藉由兩岸分工創造的獲利建立在資本家承擔風險與少數頂尖經理人運籌帷幄上，大多數台灣勞工並無貢獻，導致資本所得占比提高，勞動所得占比則相對下降。
許多人認為雇主剝削勞工，刻意壓低勞工薪資，自己獨佔獲利，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這樣的說法只是仇富心態的表現，並沒有數據證據支持。2000 年後至今勞動所得占比並未下降、資本所得占比也沒有上升，因此不存在雇主剝削勞工的問題。即便 1995 ~ 2000 年間勞動所得占比相對資本所得下降，也是因為台灣接單、大陸生產模式只有資本家與頂尖經理人在其中扮演要角，一般員工並無貢獻，才導致獲利向前者集中，絕非少數人搶走多數人薪水。
兇手 2：科技業只知購買生產設備，忽略長期技術研發
約 1998 年開始，企業固定資本投資大增，連帶使折舊迅速攀升。理論上，資本投資成長，可提高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勞動薪資，但過度的資本投資帶來的大規模折舊，卻反而吃掉了薪資成長，造成薪資停滯的現象。
深入探究大規模提高資本支出與折舊的產業，會發現「ICT 產業」與「公共安全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是折舊占 GDP 比率攀升最快的兩大產業。事實上，兩者也是占整體 GDP 相當大的兩個產業，分別占 GDP 17.01% 與 6.77%。
從上圖可看出，ICT 與國防產業在 1995 年時折舊占 GDP 比高達 20% 以上，為平均 10% 的 2 倍，顯見此兩產業天生倚賴資本投資。此後兩產業的折舊占 GDP 比迅速攀升，2008 年 ICT 折舊占 GDP 比 37%，國防產業折舊占 GDP 比 32%
ICT 產業中文為「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簡稱 ICT）」，包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電信業」及「資訊業」4 中業，為台灣最倚賴與集中的科技產業總稱，其中前 3 項折舊占比攀升迅速，尤其最大項「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占 GDP 10.39%，於 1995 年至 2008 年間，折舊從占比 32% 攀升至 45%，增加 13 %。
台灣引以為傲的科技業，其實是壓抑薪資的殺手。長期以來，台灣科技業向美國、日本購買機器設備，在國內生產科技產品，再以低價或先進者優勢出口獲利，忽略研發投資。2014 年，台灣的「研發經費占 GDP 比」僅 3%，同為科技大國的韓國 4.29%、日本 3.58%。
多數科技業只知購買設備生產製造，過度資本密集而忽視研發投入，結果便是大量的設備累積產生大量折舊，吃掉企業獲利，也導致勞工所得停滯。
「公共安全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包括公共行政、民意機關與國防安全（但軍機製造應屬製造業），其折舊占 GDP 比迅速攀升，反映了這段期間政府部門的擴張。
解方 1：強化勞工談判能力，提高勞動所得占比
事實上，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模式早已早到盡頭，部分企業移往東南亞，部分企業回流台灣深耕。無論如何，以國內生產淨額觀察，近年勞動與資本所得占比並無明顯變化，這方面無須過度擔心。而若要將占比回復 1995 年以前的狀況，可從降低資本彈性、提高勞動彈性兩方面著手。
提高勞動彈性，正如前文說明，可將彈性想像成談判能力，藉由強化工會實力、提高基本薪資，以提高勞工的談判能力，都是可思考的方向。台灣受西方左派思維影響不深，工會實力薄弱，而工會是勞工權益的後盾，強化工會就是強化勞工對資方談判能力，有助於提升勞動所得占比。
然而要注意，工會不是萬靈丹，當經濟狀況疲弱時，強勢的工會反而會讓經濟更跌入深淵。哈佛經濟學教授 Edward Glaeser 在著作《城市的勝利》提及，當汽車企業搬出底特律時，底特律強勢的工會非但無助於勞工，反而加速企業出走，造成底特律經濟更加衰敗，大批勞工因而失業。因此加強工會有其必要，但更需要主持者智慧、細緻的決斷。
除此之外，台灣可參考德國經驗（請參考：萊茵模式：放下手中的經濟學課本吧！台灣值得更好的經濟發展！），讓勞工進入企業決策單位，企業應為股東與勞工共享、共擔，而非獨厚資方，犧牲勞動權益。例如，德國《企業經營法》允許員工以事業（或稱廠）為單位，組成員工代表會，參與公司的政策制定或在政策制定時接受諮詢。
另外，德國還有《共同決定法》規範的共同決定制度，保障員工以個人身分進入公司監事會，給予員工非常強烈的公司營運決定權，員工將有一半的權力決定公司的營運方向，並確保公司的成長和員工福利的共存共榮，也就是獲利能回饋員工，而不單單回饋股東。
至於提升基本工資，傳統經濟學認為此舉會傷害底層勞工，使產出低於基本工資的勞工失業，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基本工資不會傷害勞工，反而能均貧富、促進經濟發展。由於實證上受限地域差異、時間變數、政策強度不高等因素，正負面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都有，目前基本工資政策是否傷害勞工，仍有待更多研究與討論。
降低資本談判力方面，我們也可以試著降低資本彈性，例如限制資金自由流動、課徵較重的資本所得稅與資產稅，但在現今國際化的社會中，單一國家調高稅負與限制資本成效不彰，反而容易對一國經濟造成傷害，因此降低資本彈性難度較高，有賴國際合作，在此不特別討論。
解方 2：不再獨厚科技業，中堅企業各自突圍！
經濟成長所得被折舊吃掉，一定程度上是科技業過度資本深化的結果。台灣長期以來給予科技業各式租稅補貼與獎勵措施，台灣企業所得稅 17%，但科技業平均只有 8%，足足少了一半的稅。加上央行長期壓低台幣匯率，以出口為導向的科技業更是坐享價格優勢，低匯率意謂低購買力，等於全民補貼科技業者。
這些優惠與補貼形成台灣虛胖的科技王國，過去台灣確實因為科技業快速成長，但如今，科技業表現欠佳，拖累台灣經濟。除了少數如台積電、聯發科等企業具競爭力，多數業者（尤其筆電代工、組裝廠）毛利只在 5% 上下，規模大，獲利能力卻極低，這樣的企業卻持續吸納社會資源，包括台清交優秀學子進入，等於浪費資源在缺乏競爭力的企業身上。
而缺乏競爭力的科技業者能夠繼續經營，就是因為政府政策仍獨厚科技業者，這等於排擠其他中小企業與創新創業的資源，形成資源集中低毛利企業，隱形冠軍（指優秀中小企業）卻缺乏資源的怪異現象。更可怕的是，科技業過度倚賴生產設備，折舊吃掉成長所得，導致薪資停滯困境。
因此，政府應檢討產業扶植政策，不再給予科技業各式補貼優惠，央行也應調整匯率，不能再以貶值補貼出口企業，讓不同的產業與中小企業公平競爭，享有對等資源，也使資源有機會移往資本不過度密集與深化、創新活力較高的隱形冠軍，由多元產業帶動台灣成長，這樣的經濟發展才健康，成長的果實也才能國民共享！
解方 3：停止壓低台幣匯率，把薪水還給人民
這邊我把央行壓低新台幣匯率拉出來談，下圖為「台灣外匯存底總額」：
從 1998 年開始，也就是彭淮南先生接任央行總裁後，台灣外匯存底總額急遽攀升。外匯存底並非經濟發展成果，而是央行用來干預匯率的證明，彭淮南藉累積外匯存底，壓低台幣匯率，使出口商產品在國際上保有低價優勢；但低匯率的另一面，是台幣消費力疲弱，等於彭淮南拿全民財富補貼出口商。以經濟學人發布的大麥克指數觀察，台幣超貶高達 50% 以上，已屬於幣值嚴重低估的族群。
最大宗出口商當然是科技業，他們拿走全民的財富，進行不效率的運用（針對低毛利企業），衍生出低薪問題。彭淮南上任總裁、外匯存底開始大量累積的 1998 年，正好就是折舊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開始快速攀升的時間點，可見壓低台幣匯率與低薪問題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受薪階級的薪水被彭淮南拿去補貼出口商，薪水當然沒增加。因此，央行停止匯率操縱，所得才能還給全民。
低薪問題錯綜複雜，10 個經濟學家有 11 個看法
本文從宏觀角度分析薪資停資原因，提出「資本談判力提升」與「資本過度深化」兩項因素，並建議強化勞工在企業中的權利，以及取消對低競爭力科技業的優惠補貼，將資源分散創新活力的隱形冠軍與創新創業，讓經濟健康成長，突破薪資停滯困境。
另外，微觀層面上，也有許多人點出不同的低薪成因，下面列出幾項我比較認同的：
- 就業集中服務業，人力供過於求壓低薪資，服務業又有太多法規管制，限制成長。
- 大學文憑氾濫，企業主在難以分辨生產力高低情況下，只能給予平均薪資。
- 22K 政策原立意良善，想幫助金融海嘯失業的底層青年，但意外形成錨定效應，引導企業低薪雇用年輕人。
- 國貿理論「要素價格均等化」認為，兩國自由貿易下要素價格（薪資、利率）將趨於一致，以此理論來看，過去台灣和歐美日國家貿易較多，薪資向歐美日國家薪資看齊，現在和大陸與東南亞貿易增加，薪資水平也受大陸與東南亞的低薪影響。
台灣低薪問題錯綜複雜，解釋的層面很多，10 個經濟學家有 11 個看法，大家不妨多看多想。
結論：提高勞工權益、政策不再獨厚科技業
- 1995 ~ 2000 年勞動所得占國內生產淨額比率下降、資本所得占國內生產淨額比率上升，為台灣接單、大陸生產模式結果，資本彈性提高，壓低了勞動所得，因為一般勞工在兩岸生產模式中並無太大貢獻。
- 1998 年後折舊在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快速攀升，折舊吃掉生產所得利潤，不利薪資提升。其中科技業為主要攀升產業，政府稅負優惠政策向科技業傾斜，養出大而無當的科技產業，加上央行長期壓低台幣幣值，低競爭力科技業拖垮台灣經濟與薪資水平。
- 台灣可參考德國經驗，立法提高勞工權益，有助提升勞動所得占比。
- 政府應停止對科技業過度的優惠補貼，央行也應停止匯率干預，讓資源流向具競爭力的中小企業與創新創業，使台灣經濟健康成長，成長果實方能全民共享。
最後，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到國際，會發現低薪不只是台灣問題，美國同樣身陷此困境，如何提高薪資成為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主軸。台灣已選出新政府，期望新政府具備擔當與魄力，針對低薪問題對症下藥，讓經濟成長果實，真正全民共享。
本文轉載自合作夥伴：維京人酒吧 Viking Bar，作者：Stanley Chen
